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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晓波:社会、时代与我

日期:2013-02-27 11:13:03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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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我看到祖国的逐渐走向强大,民族复兴的赤子之心让我热血贲张。我像所有回家的游子一样期待自己在这里有所作为。

 

     ■ 脱离了海外研究的环境,我感受最深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自己科研上的创新。钱学森先生的世纪之问让许多人沉思。

 

     ■ 面对那个未知而且令人无法回避的未来,看着我周围一张张青春洋溢的面孔,我想我会努力尝试去做好一些事情;我还会努力吸引和激励我周围的年轻面孔一起去做好一些事情。

 

 

 

  我所热爱的土地

 

  新校区广阔而宁静,是我喜爱的地方。因此常常冒出自由地在校园的小路上倘徉的念头。有趣的是每当我在异国停留,看着那些在草坪上随性地或坐或躺的人们时,这些念头会强烈地占据我的心灵;而那些真的走在校园小路上的日子,我竟难以记起,也许是行色匆匆的缘故。今天,坐在一个局促空间中克服时差带来的失眠时,这个有趣的问题又跳到了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出生于七零年代中期的一个小城。伴随着祖国的现代化发展历程,我一步步跨入了高等教育的大门。期间,虽然我们经历了发展的主义之争和打开国门带来的强烈冲击,但民族的意志相对简单而凝聚,集体的价值观渗入了我和我的同龄人的成长过程。个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完成了高等教育的我曾经与祖国有过一段近十年的分离。与异国青年间的竞争和合作使我越发的感到:我是我所成长的这个时代的一个小小缩影,它们和我的东方文化背景一起,成为了我区别于其他外国人的“身份”。

 

  也正是这短短的分离,使我再回到这片热土时,有了些许的不适应。现实的生活让我了解到,“发展中国家”这个词汇的意义不仅仅是国民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和物质的逐渐丰富。我看到发展为每一个人都提供了舞台。或主动、或被动的,每个人都在飞速发展的环境中不得不不断地重新寻找着自己的定位。这是一个曾经沉睡的民族爬坡的时代,也是一个因物质和精神的多样性构建而色彩缤纷的时代。人们期望着、努力着、超越着;人们也紧张着、疲惫着、被超越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个性无以伦比的得到张扬。对比以前宁静而单纯的时光,“浮躁”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代名词。

 

  就在这背景中赫然矗立着我的大学。

 

  我的大学,并不只是因为我选择了她作为我职业生涯的战场,纷繁变化的时代也需要我跟着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一起去适应和学习。记得我赶上了祖国的六十华诞。看着阅兵式上整齐而过的军队和战车,终于回家的我竟然有些热泪盈眶的感觉。历经东西方文化背景下发达多国的经验让我明白,尽管装饰着现代文明和优雅生活的标签,海外没有一个国家象她标榜的那样能够承载她所有子民的大同。或是处之泰然的贫富差距,或是民族意识过于强烈下的政治侏儒,或是过于保守毫无进取之心而危机四伏,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因此,当我看到祖国的逐渐走向强大,民族复兴的赤子之心让我热血贲张。我像所有回家的游子一样期待自己在这里有所作为。

 

  融入与改变

 

  在我的大学里,有了我忙碌的身影。时间飞逝,我渐渐地熟悉我周身的环境,略有收获的我也很快发现我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我的满腔热忱和我所面临的沉默、被动的课堂的尴尬;我科研创新的想法和我所拥有的资源间的差距让我感到尴尬;在我的大学坐落的这座国际大都市里,我的收入让我感到尴尬。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总是落后于我的预期规划这件事情开始困扰着我。

 

  我还清晰地记得一位已故的长者讲过:对于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获得合适于自己的激励。所以我不得不反思是否我为自己过早的预定了不切实际的目标。这真是一个颇伤自尊的发现。

 

  虽然我更习惯捧一杯清茶在宁静中享受思考的乐趣,可这时代像更希望我成为一个赛车手,逼迫自己要去敏锐发现、及时调整、全力执行,以适应它的迅猛发展。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带来的大梯度时代,诱惑各种各样,只要尽心尽力人人或大或小容易获利,但是我做好准备去选择吗?每一个,哪怕是精辟结论,其A、B两面转换太快,不容易形成权威,相反更容易构筑起一个个对权威的挑战平台,我准备好随时去适应新的角色吗?我开始体会到:浮躁的时代,每一天的诱惑各式各样,问题接踵而来,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解自己,调整自己,在行动中一步步切实找到自己的那条路。世人皆醉我独醒乎?非也!知行合一,谓之大善。

 

  我抬起头,认真的审视我的环境。才发现原来在我的大学里,初来乍到的我还是只一个新生。

 

  我首先看到是我现在所面临的学生和我的海外学生的差别。现在的学生,个个进取心很强。其中的绝大多数当他们初入大学的校门,就为自己制定了若干年后的研究生之路或者海外求学的目标。单就这一点绝对可以令我那些海外的同事们羡慕不已。要知道老龄化社会给他们带来的最大困扰就是好的学生越来越少,而优越的生活环境让那些本土的学生很少有人愿意继续研究生教育,因为自然科学研究本来就是费心费时的体力活。勃勃的上进心使得曾有一位来到中国参加中美教师交换项目的美国教师感叹:他愿意用20个美国学生来交换1个中国生!可是我们的小朋友们也有自己的硬伤。他们尽管生机勃勃,却极少数清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那些上了博士的,多数还是持续着被动的研究状态。老板推一步,他就走一步。这一状态又与那些对自主意识强的海外学生有天壤之别。因为缺乏主动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不仅使我们的本科教育课堂变得枯燥乏味,如何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也令我们头疼不已。

 

  带着这困扰和疑惑,我走入了教学发展中心的课堂,去学习教与学的哲学。我尝试着改变我的课堂,努力去激发那些在课堂上拘谨或昏昏欲睡的孩子们。毫无疑问,要使得学生保持自主的学习状态不是课堂上的老师能独自解决的一个简单问题。但是无论我们的学生在到达大学的过程中所经过的教育体制有多大的问题,我还是可以尝试在每一堂课的四十无分钟让他们跟着我一起去看到学习有趣的一面。这不仅是学生们,应该说是能够影响祖国未来的精英们,走向社会前的最后一次机会,也是让我自己的时间变得有价值的唯一途径。我所作的第一点就是:不点名,反而鼓励学生去做其它更感兴趣的事情。当然,与此同时,我努力创造一个轻松而有趣的课堂环境,让学生们清楚上我的课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第二点,就是相对于对书本上公式的解释,我的课堂更强调问题的物理意义本身,至于推导和解答的过程,我相信感兴的学生们有足够的能力看得明白。第三点是以问题为导向,因为课本对知识的介绍方式可能过于系统和知识的承接递进,不一定吸引这些其实蛮喜欢挑战的青年们。当然我还需要准备点笑话和八卦新闻。这让我不得不自嘲地意识到教育业其实是服务行业,我的价值在客户的满意度中得到体现。

 

  从率真的自然科学研究者到善于应变的老师,我当然还有很多要去学习,这也是我回国后的第一个适应性转变。

 

  其次,脱离了海外研究的环境,我感受最深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自己科研上的创新。钱学森先生的世纪之问让许多人沉思。我也有自己的感悟。坦率的讲,创新需要有产生的温床,尤其是产业的需求。而我们的国家尚刚刚开始从量的发展到质的需求,大学所做的事情很多都是海外企业自己的研究所在做的事情,大学的创新之路实在艰难。毫无疑问,国家和大学看到了这一短板,花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去引进高层次人才。这样做有利有弊,而留给我的契机就是作为浮在空中的高层次人才和这片土壤的结合剂,努力让创新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受到机遇的垂青,我的身边有了一位千人专家,再凭借自己良好的海外学缘关系,我的研究平台初具雏形。当下急需高水的研究成果来对自己的道路予以证明。为此我行色匆匆。

 

  偶尔,我也为我身边陷于无助的一些年轻教师感到无能为力。年轻人不缺乏创新的冲动和机会,可如何让这星星之火燎原?我想我校是否可以借鉴海外基础研究费制度,抽出一笔费用让所有的教师去申请,尤其侧重那些暂无基金资助又有好想法的年轻人。让他们的星星之火不至于在生活的重压中过早的消亡。还有,学校是否更以进一步放开研究生导师资格,让年轻人有机会在督促、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更快的成长。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

 

  从一个在海外科研的温室中与自然科学搏斗的纯粹的研究者,成为我的大学中一个需要自己去创造和构建的独立学者,这是我正在进行的第二个转变。

 

  从一个学者,到一个社会的多面手,这是我正在经历的残酷考验和转变。

 

  我的大学,她背负着教育、科研、服务社会、文化传承这些重要的社会责任。民族复兴的梦想,怎能离得开她。可要知道,这些也是需要由我这样的载体去实施完成的。在这个社会爬坡的时代,在一个面临社会转型的我的大学里,我应该做些什么?忽然想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时代,作为一个爬坡的时代,每天有多少的信息和所谓的真知灼见飘到我们的耳朵里。假设数十年后,中国成为了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经过实践的检验,那些沉淀下来的你曾经嘲笑过哪些?当烦躁褪去,基石奠定,你又会为什么而后悔?

 

  面对那个未知而且令人无法回避的未来,看着我周围一张张青春洋溢的面孔,我想我会努力尝试去做好一些事情;我还会努力吸引和激励我周围的年轻面孔一起去做好一些事情。我想更大的价值还在于我需要在自己的成长历程中分析和积累自己的经验教训,弄清我如何去做好那些事情;并且把它当成一种沉淀智慧的催化剂,成就辉煌的润滑剂,在那些跟随我的年轻人身上传播开去。

 

  在我的大学里,我的理想永远是彩色的,所以我要脚踏实地地走过去。伴随着周围匆匆而过的脚步,现在的我还无法放慢自己的脚步。可是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但愿我能早日宁静地徜徉在我的大学,一所世界一流水准的大学!

 

  学者小传

 

  龚晓波,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工程力学系特别研究员,从事生物流体力学、细胞力学和环境流体力学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千叶大学国际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上海市生物物理学会理事,上海市虹口区归侨侨眷联合会委员。

 

   1992年考入西交通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学习。本科期间学习成绩优异,四年智育总评专业年级第一。于1996年本科毕业之际,被授予国家化学工业部“科技兴化”奖,“西安交通大学十大杰出学子”称号,并保送研究生。2002年于西安交通大学获得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学科博士学位。

 

  2002年11月,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海外博士后奖学金,赴东京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2004年11月,任东京大学工学部智能模拟实验室研究员,从事超大规模复杂物理现象的数值模拟研究。2007年3月,任日本国立理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在日本基干项目次世代超级计算机数值人体模拟项目组中,从事人体微循环系统的数值模拟研究。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主持教育部博士点基金1项,归国留学人员基金1项,上海市浦江人才基金1项,企业横向课题3项。发表SCI杂志及国际会议论文10余篇。出席国际大会分会场邀请报告2次。任国际大会组委会及顾问委员会委员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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