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葆和，1944年生，上海人。196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系，1982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工程系，获硕士学位。现任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708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并担任工业和信息化部组建的“船舶行业IMO造船新规范标准应对机制”顶层专家组组长、EEDI专家组副组长、FSA专家组成员、“高科技船舶科研计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和船型技术领域专家组组长。他主持开发设计油船、集装箱船、散货船、海洋工程船等各类船舶三、四十型；担任超大型油船（VLCC）项目总设计师，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安全、环保型30万吨级VLCC。多次获得国防科工委、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中国航海学会、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2004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同年被评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劳动模范，2008年获中国造船工程学会首届“船舶设计大师”称号。
采访中，杨葆和讲述了在上海交大读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求学经历，以及主持开发多种船型、从事行业顶层研究设计的工作经历和人生体会，寄语母校要坚持基础厚的教学传统。
口述：杨葆和
采访：孙萍、胡端、范岩旻
时间：2012年7月11日
地点：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708研究所（上海）
记录：范岩旻、胡端
编者：孙萍
两次求学上海交大
我是1962年考进交大，在交大读了五年。造船是我感兴趣的领域，我想把船舶专业学好，所以选择报考交大。父母也希望我能念造船，毕业后在沿海城市找到好的工作。当时交大造船系的录取分数线是全校最高的。经过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招生政策紧缩，高校录取名额大为减少，所以1962年高考竞争非常激烈。我中学读的是上海中学，是上海比较有名的学校。在中学里，我的成绩也是比较好的，得到了数学竞赛的优胜奖。进入交大后，学校的学习风气非常好。同学们都很单纯，一心想把书念好。那时候的学习生活并不像现在这样丰富，基本上就是上课、自习、做作业，只有星期天休息一天。生活非常平淡，我们在平淡中不断成长着。
造船系课程非常多，最难的课程是流体力学，大家都叫它“留级力学”。教理论力学的老师好像姓郭，他上课非常生动形象。讲到牛顿第二定律，他说“西楚霸王项羽力气很大，能举起很重的鼎，他能举起来是因为他站在地球上，如果不是在地球上，没有支点，他不管怎么样都举不起来”。给我们上数学课的是孙增光教授，我们的数学教材就是他主编的，教得非常好。我记得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孙增光老师在大课上提问：“中值是什么意思？”我们学过很多中值定理，比如拉格朗日中值定理。他点了很多人，大家都没说出来。因为孙老师上课从不提问，就这次突然提问，大家一时反应不过来。最后他叫站着的人都坐下，然后点了我，我想了想说：“中值就是平均值。”他点点头说“对了”，继续讲课讲下去。在大课一百多人中能回答出问题来，我感到很光荣。上辅导课以助教为主，有时授课老师也会来给我们作辅导，尤其是在考试前的复习阶段。授课老师水平非常高，当时的讲师都是老资格，非常了不起。学生们对老师很崇拜，对老师的评价口口相传，如果那时有微博的话，肯定要上微博发布了。
后来我在班上一直担任学习委员，和老师交流比较多。我们是12021班，全班有30多位同学，班主任是张希贤老师，同时他也给我们上过课。 张老师是崇明人，讲话带点崇明口音。他对我们非常关心，对所有学生的情况都很了解，针对我们不同情况开展工作。我们年龄都比较小，读大学住宿在学校里，上海同学离家近，生活方面还有些照顾；很多外地同学离家远，有些同学连洗衣服都不会。张老师很关心班集体，关心每位同学方方面面的事，包括生活、家庭困难、身体健康等，还教外地同学在上海如何交通出行。他带着很质朴的责任感，和同学交心做朋友，经常和我们一起打球、看电影。所以我对这位老师印象很深。
我们的政治指导员是毛杏云老师，她负责班级政治思想工作和党团建设。我是一名群众，中学时基本上不参加政治活动。进了大学，毛老师的党团工作做得很好，相当到位。她还组织我们和高年级学生跳舞。当时社交活动很少，我们都很腼腆，很多男生对跳舞一窍不通，就由高年级的女生教我们学跳舞。这在交大校园内是蛮有特色的一项活动。从现在来看，校园生活应该搞得丰富多彩，老师应该从全方位的角度来培养学生。学生不仅要多学知识，在为人、处事、社交等方面都要有锻炼和提高。
可惜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毕业设计没有了。所幸我们正规上课上到三年级，基础课程全部学完了，专业课也学了一年多。三年级时还参加了金工实习，在实习车间做焊接等。交大倡导的基础扎实的学风，深入到每位学生心里。在大学里基础打得很好，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深有体会。
1967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外地，在工厂里工作。“文革”结束后恢复研究生招生，我抓住了机遇，于1979年考取交大的硕士研究生，重返交大校园。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只要基础打得好，就能赶上机遇。研究生考试有一定的难度，如果大学里学得好的话，应对这些考题问题不大。考前我只准备了三个多月，把学过的知识重温一遍，就去参加考试了，而且考试成绩不错。
我的研究生指导教师是林杰人，他是位非常好的老师。报考填志愿时我选的是杨槱老师，但杨老师即将调往北方哈尔滨，不能再带教我。于是让我改填志愿，我就选择了林老师。进校后，杨老师没走，林老师问我要不要回到杨老师那去。我决定还是跟着林老师，因为那时候我和林老师已经有了一定的接触，他非常细致，对我的情况和学习成绩非常了解，我也不知道他在短暂的时间内是怎么知道的，可能是问了我念大学时候的老师。后来，杨槱老师给我们研究生上过“船舶经济分析”课。
研究生是两年半的学制。我跟着老师学习计算机，利用计算机做船舶性能设计。我研究生论文课题是《舰船在随浪中的稳性研究》，其原理是采用有限元理论，把船的外表面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计算每一小块上的压力，再合成计算船体的性能。这个研究思路是林老师和我讨论决定的。现在讲起来不稀奇，但在当时计算机还刚刚起步，技术比较落后，机器要打孔穿纸带，很麻烦、很复杂；而且没有教材，要到校外买参考书学习计算机语言，自己编写程序。但不管怎样，通过研究生学习，我掌握了这个方法。我觉得，在学校里学的主要是基础、工作思路和方法，以及人际交往的能力，这些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开发设计多种船型
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分配到708所工作。我们这一代比较幸运，正好赶上改革开放。船舶工业是跟国际接轨最早最好的一个行业，我们要在没有优势的情况下，与国外同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去竞争，争取国外的市场和订单，这也练就了我们的一些本领。造船市场反反复复，有过高潮也有低潮，遇到过好的时机，也经历过危机。市场好的时候，我们做项目；市场不好的时候，我们搞开发，搞新创意，这都是很锻炼人的。那个时候，机遇好到什么程度呢？每个人，哪怕刚来工作的新人，都有很饱满的工作任务。而我们的前辈，大概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学长，可能五、六年都接触不到实船设计工作。那时候没有事情给他们做，能够设计一条船，对一个人来说是很好的机遇了。我1982年来到708所，没过一两年，就开始设计船。最多的时候，我同时负责7条船的设计工作。有的是在早期方案及合同设计阶段，有的是在详细设计阶段，有的是在完工设计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当大的工作量。我在708所工作的30多年里，前面一段时间我做的船型非常多，作为项目总设计师主持开发设计油船、集装箱船、散货船、海洋工程船等各类船舶，总量大概是三、四十种。单是油船，从小到大，从4200吨到1万吨、2.5万吨、4万吨、4.6万吨、4.9万吨、5.25万吨、7万吨、7.55万吨、11万吨、15.9万吨、29.7万吨、30.8万吨、32万吨，我设计过整个油船系列，而且有些产品是大批量建造，总建造吨位超过了1000万吨。10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在20世纪90年代，全国造船量也达不到1000万吨，所以1000万吨是很大一个数字。此外还有其他的船，如集装箱船、散货船、海洋工程船……当时只要有需求，不管什么船，我们都设计。一个人能主持把那么多种船型设计好，能够顺利建造交付是非常不容易的。
为什么我同时能完成这么多工作？第一是我在交大打下了好的基础，对原理性的东西能够很清晰地了解，知道哪里不对，从原理出发解决问题。第二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船舶设计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的专业很多，不仅要自己做好工作，也要善于跟人家打交道，善于调动团队的积极性。作为总设计师，就相当于是一个班长，要调动设计班子里各个专业同志的积极性，这也是在交大打下的基础。第三是要在工作中不断学习。虽然造船专业比较传统，没有太多革命性的新东西，但还是不断地会有新的设计思想、理念和要求，所以必须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一天、学习一天。
在工作的前一阶段，我取得了不少的成就，被评为船舶设计大师也是很不容易的。评审专家对于我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这么多的船，觉得不可信。他们就来查我的图纸，看看有没有我的签名。在总设计、总审定环节，我签了很多次名。而且他们从我同事那里了解到，这些船确实都是我主持设计的。最后18位评委投票表决，我是惟一一位全票通过当选为船舶设计大师的。
从事行业顶层设计
这以后，我到了退休年龄，更多的去做一些全行业的顶层设计和前沿科研工作。200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组建了“船舶行业IMO（国际海事组织）造船新规范标准应对机制”，设领导小组、顶层专家组和各领域专家组。我担任顶层专家组组长、EEDI（新船能效设计指数）专家组副组长，还是FSA（综合安全评估）专家组成员。201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成立了“高科技船舶科研计划”专家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跟踪世界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技术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为船舶工业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提出建议，对船舶工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论证提供咨询意见。我是其中一名委员。专家委员会下面成立了好多个组，我担任船型技术领域专家组组长。
我现在主要做的是国家层面、行业层面的事，必须要学习很多新的知识。我经常要看一些国外的文件，很多都是英文书写的专业材料。过去3年内，我7次前往伦敦，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环保会议，在会上跟国外专家讨论船舶环保标准的问题，提出一些我们中国人的主张。在国际上，我国的发言权还不够，基本上是欧美、日本、韩国起主导作用，尤其是欧美国家比较强势。我们的基础研究工作还做得不够，我们发言往往只能找出一个问题不合理、有毛病的方面，但是自己拿不出新的东西。所以由我们提出、受到世界认可的观点和理论还比较少。这就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基础研究，在国际船舶行业不断提升我们的能力和实力，现在国家也大力提倡这方面的工作。从事这些工作，更体现了交大求学打下扎实基础的优势，包括外语、数学的能力。在学校里感受不到，只有在工作中不断取得进步，方能体会到在交大学到的东西是对自己一生都有用的。
老交大传统不能丢
现在的交大跟我们那时候完全不同，学科门类很多。船建学院把船舶和建筑学科并在一起，还增加了航运专业。不管怎样，我个人觉得，最基础的东西还是不能放。交大起点高、基础厚的特色永远不能变。因为你无论做什么工作，基础是最要紧的。你有了基础，就能举一反三；没有基础，只是死记硬背，形势、情况稍变，就做不好或做不下去了。所以学校要重视对学生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培养。现在电视、网络比较丰富，学生可能无法集中精力在学习上，但这还是需要提倡的，这是我对学校的建议。
造船领域中老一辈交大人的力量是很强的。我们1967届同学中，很多人走上了领导岗位，不光是管理型，也有很多是技术型领导，如工厂厂长、研究所所长等。比较有名的是张广钦，他曾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现任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会长；范有年，曾任国防科工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和综合计划司司长；李柱石，曾任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工程师等。据我所知，与我同届的同学要么退休了，要么当领导。还在搞技术的，而且是纯搞技术的，大概就是我一个人。这几年，我们设计室仅招了两名交大毕业生，大部分新进人员来自于哈尔滨工程大学。交大船院有很多毕业生去美国休斯敦搞海洋工程，海洋工程和造船专业比较紧密，还有很多毕业生进入IT行业就业。这是因为造船行业比较辛苦，收入较少，其他行业工资待遇高多了；而且交大毕业生身处上海，路子比较多，所以很多年青人都脱离了这个行业。但是我认为，不管搞什么工作，其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是相通的，在大学打下的基础还是非常重要的。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