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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子平

舰船六十年的繁花碎影
日期:2013-02-02  来源:学者声音  阅读:11543

尤子平,1928年生,江苏常州人,研究员。195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毕业后在中央船舶工业局设计处任技术员、组长。1955年起任武昌造船厂工程师、科长等职,负责扫雷舰潜艇的转让建造工作。1958年在海军造船技术研究室参与核潜艇早期研发。1961年起任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第一研究所二室副总设计师、总工程师、主任等。1965年起任第七研究院第十九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所长,参与主持核潜艇的总体研制设计工作。1983年调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副院长、党组成员,1986年兼任院科技委主任,同时兼任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科技委委员、顾问。先后主持和领导了多种潜艇的研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潜艇的主要开拓、设计者之一,组织、主持完成了“我国航空母舰及舰载机发展可行性”项目等重大研究,参与863国家重大专项“7000米载人深潜器”研发工作。曾获国家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部委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等。曾任《现代舰船》编委会主任。著有《舰船总体系统工程》、《尤子平舰船文集》等。

采访中,尤子平回忆了自己青年时期在交通大学求学经历与收获,参加我国舰船设计、核潜艇研制及航母预研究的六十年历程与体验,以及对于母校交大船舶专业发展与学生成长的殷殷期望。    

口述:尤子平

采访:欧七斤、孙琦、贾非、盖晓娜

时间:2012年6月25日

地点:北京中国舰船研究院

记录:盖晓娜

整理:欧七斤

考取五所大学,我选读了交大

这一段时间,国内外开展口述历史比较流行,很多单位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前一阵子,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的工作人员也来找我谈口述历史,谈了两天。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这些亲历者们应该积极配合。   

交大跟我的关系,跟我一生经历的关系,影响都比较大。1945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德国败局已定,美国军队的飞机到上海来轰炸日军。上海是日本人统治的沦陷区,人心惶惶。那年寒假结束后,十七岁的我正在南洋模范中学读高三。我父亲感觉到上海的形势很危险,很不安全,刚好他有个熟人到大后方去。所谓大后方就是以重庆为陪都的国民党统治区。所以我高三没毕业,就随父亲逃离上海。原定路线是从上海到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再到重庆。到了河南、安徽两省交界的一个地方,日本人跟国民党打起来了,这时候在激烈战斗,我们就走不过去了,原地等候机会。过了几个月,先是德国投降了,接着日本投降了。所以,我们家还没走到重庆,就返回了上海。1945年8月份,南洋模范中学给我出了个证明,算我是同等学力。我就去考大学。当时,我比较喜欢文史、政法,但是抗战期间迁到内地去的上海高校,大部分还没来得及迁回来,最先搬回来的是距离上海比较近的上海法学院,是私立性质的,所以我就先考上了上海法学院。   

我刚进入上海法学院读书,我哥哥尤子成就从重庆回到了上海。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我父亲把他送到了重庆。1943年他考上重庆九龙坡的交通大学,读的是工业管理系,1947年毕业。我还保留着他当年入学考试的一套考卷。1945年抗战一胜利,在重庆的交大就开始搬回上海。那时候,军队、机关、学校、厂商,一个个都要往回迁啊!这样交通工具就成问题了。我哥哥他们是第一批从重庆回到上海的大学生,乘坐的是国民党的军舰“法库”号回来的。一回到上海,他才知道我读了法学院,就表示反对,说:“你怎么能读法学院,不行,你把这学期学完就算了,你来考我们交大吧。”我说:“我高中还有一学期没读完。”他说:“那你就去读完,再来考交大。”那时我父亲刚刚去世,我哥哥算是个当家人了,他说什么我都听的。所以,我从法学院退学了,又回到南洋模范中学,继续读了一学期的高三。正儿八经毕业后,已经是1946年了,我再来考交大的工学院。那年是日本投降以后第一年复校招生,八年抗战以来四面八方历年的高中毕业生都要挤在1946年来考大学,考生一下子就特别的多,我很担心考不上。当年的大学都是自己招生的,自己出考卷,自己组织,自己录取。我一口气报考了五所大学,第一所就是交通大学,我哥哥让我考交大的造船工程系。为什么呢?第一,是因为他能够从重庆最早回到上海,是乘坐了国民党的军舰,所以他觉得交通运输工具当中船舶是很重要的;第二,他认为交大造船系的老师们非常知名,他们又多在民生、轮船招商局等轮船公司担任重要职务,就是在大型企业担任兼职,学生毕业后可以通过他们去这些企业就业,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我还报考了清华大学的化工系。后来五个大学我都考取了,但是我没有去清华。这里有些客观情况,我父亲1945年去世以后,母亲没有工作,家庭条件比较差,经济上比较拮据,哥哥还在交大念书,去北京上学压力就比较大,还是在上海比较方便,什么交通费、治装费就全部省去了。所以,我就选择了上了交大的造船工程系。   

朴实严谨的交大学风

说起交大的学风、校风,实际上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已经领略到了。我读的南洋模范中学,它的学风、校风,完全与交大是一脉相承的。老交大是以美国MIT为榜样的,学风、校风简单说就是四个字:朴实严谨。第一是朴实,那时候交大很多学生家庭条件都不是很富裕,社会地位也不高。很多学生都是来自外地或者农村,本质上比较朴实。第二也是最要紧的就是严谨。南洋模范与交大渊源很深,它原本就是交大的附属中小学,后来才独立出去的,就在交大附近的天平路上,老师大都是交大毕业生或者从交大请来兼课的,交大老师的子弟们也在里面读书,交大也愿意招收南洋模范的毕业生。所以,南洋模范中学就是秉承着交大的学风、校风,朴实严谨。那时南洋模范在上海很有名气,老师对学生要求很高,总是给我们布置大量习题,我们每天做作业都要到晚上十二点,尽管搞的是死记硬背加题海战术,不过却培养了我们扎实的学识基础和学习能力。   

上了交大之后,刚开始学习上和南洋模范差不多。上课时老师写板书,很工整,我们一面听讲,一面在下面很认真地抄。当年的上课笔记我带来了几本,全是英文的,这些都是课堂上记下来的,然后课外再看书复习。你们看这是我们过去的《造船原理》笔记本,全部都是英语的。当然不全了,我只找到一些,是《造船原理》、《材料力学》。这里面还有一份1944年交大入学招考的全套考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弄丢了好多,抄家抄没了,不然这方面资料和实物还有不少。   

进了交大,大多数学生在学习上都很上进。但是那时候学生并不是读死书的,学生运动搞得很火,力量很强,交大地下党很活跃,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是有影响力的。交大学生运动在重庆的时候就很活跃。我进交大的时候,除了教务长李熙谋忠于国民党外,其他的教授大都是不问政治的。学生运动在交大很活跃,我在交大四年里学生运动是不停的发生着。第一年我们遇到北大的沈崇事件,就停课、罢课来声援。1947年撤销航海专科、轮机专科,国民党政府不给经费,因为交大不是政府的嫡系。嫡系是中央大学。交大的学生不同意,就发起了护校运动,两千多学生自驾火车去南京请愿。当年交大还有“三反”运动,就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上海市警备司令部镇压,来学校抓了人。接下来1948年春游的时节,学生自治会组织到杭州去,悼念浙大遇害学生于子三,跟浙江大学去搞交流。尽管学生运动不断,但是学生们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在学生运动中,我们列队出发游行或集会等候时,各队伍都要拉歌。比如人家喊:“造船系,来一个!”我们就大声唱了起来。其中有一首是没有歌词的,节奏鲜明强烈,很能振奋人们的情绪,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个调子,我就来唱一段吧:   

Qin guang gei(琴光给)!qin guang gu(琴光谷)!qin guang gua-la-la-la-la-qin guang gei(琴光瓜拉-拉-拉-拉琴光给)!qin guanggu(琴光谷)!qin guang gua-la-la-la-la-qin guang gei ga gu(琴光瓜拉-拉-拉-拉琴光给嘎谷)!a yi ai wu le(啊衣爱呜勒)!qin guang gei(琴光给)!a yi ai wu le(啊衣爱呜勒)!qin guang gu(琴光谷)!qin guang gei ga gu(琴光给嘎谷)……(以上是按谐音记录的)   

临近解放前夕的4月,国民党军队开进了校园,解散学校,把学生全部赶回家。我是系科代表、班长,为班上同学互通信息,曾聚在我家集会过一次,大家一致认定国民党绝对要完蛋了。不久,上海就于5月25日解放了。那天清早,我起来发现我家附近的恒丰桥堍两侧人行道上,睡满了就地露宿的人民解放军,才知道隔苏州河相持许多天的战事,已以国民党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上海老百姓兴高采烈,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庆祝解放。不久,交大被军管会接收,重新上学已是暑假后,很快恢复了正常。1950年8月我毕业了,由国家统一分配到重工业部中央船舶工业局工作,这个局刚组建不久,设在上海,报到后被安排在江南造船厂实习。   

再来说说我所读的造船工程系,它是1943年在重庆九龙坡创建的,基础是当年并入交大的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在抗战以前,全国有造船系的学校有只有同济大学,再有就是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抗战爆发后商船学校搬到了重庆,就叫重庆商船专科学校。并到交大后,交大就成立了造船系,到如今差不多有七十年了。   

我们学生课业非常繁重,但是课余活动也很丰富。我们造船系的学生成立了造船学会,我被选为副会长、会长,学会编辑出版《交大造船》,一共出了两期。出第一期时候的造船学会会长是范濂源,比我高一级,后来在702所工作。出第二期时会长就是我,张寿是副会长,我们一起编辑的。张寿后来任上海交大副校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   

再说点学生生活。抗战胜利后,交大从重庆搬回上海。1946年在上海入学的新生很多,再加上重庆回来的老学生,人数就比较多,学校宿舍一时不够用。我们一年级住在新宿舍,24个人一间,上下铺的。二年级升格到老上院,8个人一间。三年级到了新南院,4-6个人一间。四年级才到了第一宿舍,就是执信西斋。吃饭在学校食堂里,饭里面全是沙子。当时国民党腐败,在伙食上也贪污,食堂办得一塌糊涂。但是校内也有好的,有外面人来开的小饭馆、小吃店。当时国立大学有助学金,发给我们几块钱,算是国家培养我们,一直到解放以后,也发助学金什么的。全国解放以后交大接受军管,第一个学期开学,给我们上政治课的是华东交通部的副部长,叫黄逸峰,他是穿着军装来上课的。总之,那时候学生生活是很艰苦的,政治氛围也很浓厚。   

老交大是按照英美大学的体系来办的,重视打基础培养通才。我在校的时候,虽然叫造船工程系,实际上是船、机、电全部都要学的,比如机构学,汽轮机、柴油机、电机、电工原理这一类全部都要学,力学里面的工程力学、材料力学,也都学。这些都是打基础的。这是对的,造一条船并不是一个船壳子,不是木船,而是一条现代化的船舶,里面的东西多得不得了,专学一门是不够应用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按照苏联的教育体制培养专才,也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工作对口。实际上大学毕业生就业范围是很宽的,不可能非常对口。有段时间交大有一个船舶设计与制造专业,就是设计船,船里面的东西不学,这样分得太细太专。我看还是我们那时候基础打得好,知识面广,到社会上适应能力强,就业范围也很宽。   

难忘造船系三位先师

当时我们造船系的老师都是造船界的老前辈,像辛一心、叶在馥、王公衡、杨俊生、杨槱、赵国华、杨仁杰、王荣镔、郭锡汾等。这里要说一说叶在馥老先生。他是我国自主设计制造船舶的老前辈,几乎所有的川江轮船都是他主持制造的。川江是指从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之间的长江上游河段,大部分是在四川境内,所以叫做川江。这条江在中国历史上是难以逾越的,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因为江里面有礁、有滩,很险恶。过去三峡中的瞿塘峡,江中间有一块大的石头,上面刻了三个大字:“对我来”。石头把江面分成了两半,江水急得不得了,行船的时候左转弯右转弯都不行,只能冲着石头来,航向就自然转到了安全的方向。所以,川江船行船是相当危险的,要有特别的本事和胆魄,在设计建造上要和内河船不一样,特别是在三峡,落差很大,水流、流向、流速都是非常奇特的。不过,现在有了三峡工程,这些险境已经看不到了。   

叶在馥老先生是美国MIT毕业的,回国后在民生轮船公司当总工程师,还担任过重庆商船学校造船科主任、同济大学造船系主任。他看到川江的航运非常困难,而且老是死人,就专门设计了川江船型,为川江的航运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是很了不起的。他是交大造船系的系主任,又在民生公司里担任要职,所以他来学校的时间不多。他教我们的时候已经五六十岁了,教造船结构,他上课有个特点,来的时候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不带备课笔记本,只有一本MIT的参考书,让我们自己去看。他上课的内容就是天南地北讲他自己的造船经历,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那时候我们才读大二,不懂他讲这些干什么,有些不满意。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都错过了,这是一个老造船专家的宝贵经验,我们都没记下来。实际上他讲了几十年的造船实际经验,非常了不起。像叶在馥这些老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精神是非常强烈的。全国刚解放时,我们造船工业是个烂摊子,国民党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中央政府决定在东北成立一个造船基地,选在大连,成立了大连造船厂建厂筹备委员会。叶在馥已经六十高龄,他自告奋勇,第一个带队去了大连,担任总工程师。这种高尚的品德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另外印象最深的就是辛一心先生。辛先生在我们造船界、力学界的成就和影响,都是无人可及的。他是交大1934年的毕业生,后来去英国留学专学造船,回国后的工程经历又非常丰富,特别是造船工程界,从理论到实践是最全面的。辛先生有好多著作,都当作我们造船系学生的教材。他当时在轮船招商局任船务部副经理兼总工程师,忙得不得了。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总是提前一小时来教室,我们学生也提前一小时到,上完两节课或者三节课后他再去上班。辛老师是非常非常可惜,去世的时候只有44岁,那是1957年,他在英国出差,发现得了癌症,我们政府派专机接他回来救治,还是回天乏力,太可惜啦!辛先生真正是我们造船界的一代宗师,绝对够格的。今年是辛先生一百岁诞辰,我们造船工程学会要给他搞个纪念活动。学会叫我写点纪念性文字,我这里有两篇,一篇是1996年交大百年华诞的时候写的,另一篇是我最近写的,纪念辛先生百岁诞辰。两篇纪念文章我先来读第一篇:   

母校交大百年华诞,兼怀辛一心老师逝世四十周年(调寄“凤凰台上忆吹箫”)

徐汇门墙,期颐母校,重来五十春秋。喜杏坛新貌,学子优游。负笈当年似旧,忆严师,风范长留。辛推首,舰船泰斗,仰止神州。

悠悠!肇初创业,聚诸士英贤,资源大楼(注)。念星星之火,今日风流。海上艨艟千百,凭设计,遗泽谁侔?箴言在,争先科技,自力当筹。

注:一九五零年,程望创建中央船舶工业局于上海苏州河畔资源大楼,辛任技术处长,收集人才,为新中国舰船科技事业发轫之滥觞。   

第二篇是近来刚刚写的:   

纪念一代宗师辛一心先生百岁诞辰:

太湖之滨,地灵人傑。代有宗师,吾师其一。生当季世,金瓯破缺。

国无利器,海无舰迹。幼学壮立,渡洋负笈。力学为基,专业船舶。

深研精钻,沈潜博识。国难方殷,束装是急。英才作育,工程兼执。

全国解放,仔肩剧职。尽展平生,才智迸激。自主设计,队伍建设。

船模试验,平地营缉。规范船检,利权自立。培养学子,兼课授业。

光大学会,同仁团结。立功立言,著书立说。平人一日,先生当十。

智慧超常,德操高洁。生为楷模,后世遗泽。吾也有幸,门墙忝列。

入门就业,得亲謦欬。处世行事,不忘师则。案头遗作,时时翻阅。

追本思源,终身受益。值兹期颐,哀思无极。今日神州,盛世无匹。

海运发达,海防坚实。才俊无数,当行出色。馨香告慰,创新超越。

                          1946级造船工程系学生尤子平

我国船舶设计的队伍建设是从辛先生开始的,船舶实验室也是辛先生创建的。搞船非常需要试验,实验值用来验证理论值。抗战胜利后,造船界就请求政府建造一个船模水池试验室,但是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不出钱,没法搞。后来辛先生、叶在馥先生、杨俊生先生他们呼吁把东京的造船实验室赔偿给我们,国民党腐败政府没答应。等到了解放,我们搞船舶设计,也没办法试验,辛先生等又向中央政府提出建议,政府马上同意了,这才建成了船模水池试验室。现在水池试验室多得很,母校也有很好的。再有就是规范船舶检验,那时中国造的船,只有让英国、美国船级社检验合格才可以航行,他们检验不合格就不能出航。辛先生就说我们自己也要建立船级社,首先就要编《船舶检验规范》,这都是五十年代从辛先生开始搞的。然后到现在国家有了船舶检验局。他工作再忙,诲人不倦,培养学子,传道授业。还着力提倡组织学会,就是现在的中国造船学会。   

辛先生是非常伟大的,他联系团结了造船界好多在国外的专家,劝他们回国参加国家建设。很多在国外专家,老一辈新一辈的,在他的召唤下都回来了。辛先生当时一天等于我们普通人做十天的工作。他要工作,编书,上课,还要和助教联系课业,撰写了好多造船方面的著作,对造船、海防建设的贡献是很大的。所以他每天睡觉很少,后来他生癌,这跟他操劳过度有很大关系。他的造诣和品德真的非常好,我们都得到了他的教诲,永远也忘不了。追本思源,终生受益。可惜他走得太早了。   

还有杨俊生先生,这个老先生非常了不起,他是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的,妻子是日本人。他积累了资金,在抗日战争前,把几家要倒闭的上海私营船厂联合起来,创办了中华造船厂,就是现在的沪东中华造船厂一部分。他认为中国人要自己造船,不能连造船能力都没有。他每年暑假都给我们学生提供实习的岗位,我就在他厂里实习过。我在大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杨先生在交大兼课,上课时跟叶先生有某种类似,但是他从不喝酒。他上课不抄板书,不照本宣科,也是讲一些个人经验,都是跟造船有关的人和事。很可惜我们没有记下来,但是印象很深刻,都是创业者的艰难和体验。后来1954、55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他第一个就把中华造船厂无偿地交给了政府,真是很了不起,这么大的一个产业就无偿地交给国家。还有一件小事情,就是后来他八十岁以后,有一次他在公交车上,上来一位老人问可不可以让个座,他就让了。后来杨先生问他高寿多少,对方说六十一二岁。杨先生都已经八十多了,给一个六十多的人让座,这说明他的人品真的是好得不得了。   

“愤”发图强搞潜艇

我们这一代,不光是我,包括交大很多校友,都是经历了国家贫弱不堪,受人欺辱的年代。全国解放以后,百废待兴,我们这些毕业生在各个行业都应该是带头的骨干,都应该努力创新,做出自己的实绩,贡献于国家社会。我从交通大学毕业后,从事科技工作已经60年了。60年的经历和感受很多很多的,很短时间讲不完的,我主要讲讲做过的三件工作。   

先说说第一件事情。1960年,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作协议,撤走专家,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对我们冲击很大,这是赫鲁晓夫干的“好事”。在这之前,是斯大林当政时期,中苏关系很融洽。我们国家刚解放,造船力量很薄弱,1954年中国政府跟苏联政府签订了一个“六四协定”,就是这年6月4日签署的,帮助我们制造五型舰艇,有护卫舰、扫雷舰、潜艇、快艇等。虽然我们跟苏联方面也有分歧,但是不管怎样,他们还是来帮我们了。“六四协定”实际上就是转让制造,图纸是他的,器材是他的,专家他派来,造船厂他也帮着建,然后手把手教我们批量生产这五型舰艇。海军除了买苏联的一些小舰艇外,都是靠“一五”、“二五”计划对这五型舰艇的制造,我们海上装备力量才逐步壮大起来,人民海军才真正组建了起来。   

我们海军是有了,但是还要发展,所以中国政府跟苏联政府讲,能不能在造船方面继续帮助我们。这时候已经是赫鲁晓夫当政了,他说叫我们过去谈谈。我们就组成了一个代表团访苏,海军政委苏振华为团长,副司令方强等为副团长,包括来自各方面的领导、专家,有搞核的二机部,搞机械、电子、造船的一机部,搞导弹的五院等,我也作为技术顾问参加了谈判。谈的结果就是签了1959年2月4日的“二四协定”。这个协定里面,苏联政府答应可以继续支援我们造船方面的技术,但不答应我们需要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技术。   

现在回想起来,我个人认为1958年前后刚好极左思潮泛滥,各方面都泛滥了起来。所谓极左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现状,脱离群众。美国第一艘核潜艇才开始于1954年,是艘鱼雷核潜艇,到1958年才有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交付海军。我们以为美国有了弹道导弹核潜艇,你苏联一定也有,所以要求他们把弹道导弹核潜艇技术转让给我们。现在看来,苏联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弹道导弹核潜艇,只是搞了个核动力破冰船,也让我们参观了。我们去要这个东西,苏联不愿意承认他没有,他就默不做声,不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后来我们代表团的领导给国内发电报问怎么办,国内领导说我们不要再提,给我们什么你们看着办。结果我们在苏联呆了三个多月,签了“二四协定”。   

“二四协定”跟“六四协定”最大的区别,在于“六四协定”是苏联出器材出人,而这次我们着眼于要技术。所以我们要他的设计图纸和主要器材的装备,聘请少量的苏联专家,着重在四型舰艇及其配套技术:弹道导弹常规动力潜艇、常规动力鱼雷潜艇、飞航导弹大型快艇、飞航导弹小型快艇。签了协定后,图纸大部分来了,主要器材、专家也来了,我主持了两个潜艇型号的仿制准备工作。   

可是到了1960年8月,苏联跟我们闹翻了,撕毁了协议,专家也撤走了,要供应的东西也不来了,图纸没给的也不给了。当时我们自己力量还是很薄弱,在苏联撤走后,真是没办法。这不仅是我们造船,其他方面都是这样。中央下决心说要“愤”发图强,是愤怒的“愤”,不是奋发的“奋”,意思是我们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完成。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工作本来是单纯仿制,一下子变成了自主仿制创新,真是呕心沥血的事情。最终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仅造出来了,里面的装备也全都搞成了。这为我们后来自主发展国防武器装备打下了基础,培养出了自己的科研队伍。所以毛主席说:“要给赫鲁晓夫送一个大大的勋章”。因为我们没有拐棍了,逼得我们奋发图强,非得自己去搞,搞出了常规动力导弹潜艇,还有中型潜艇也批量生产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毛主席号召我们“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第二件事情是核潜艇的发展。1958年6月,海军加上几个工业部联名给中央军委打了一个报告,提出要搞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报告到了毛主席那里圈阅了,同意了。于是从各方面调集了力量,成立了一个单位,叫海军造船技术研究室,是一个保密单位,从事核潜艇研发。我也从武昌造船厂调来工作。   

1958年10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苏联去,本意是希望苏联帮助我们发展弹道导弹核潜艇,苏联人没有给。“二四协定”毁约后我们决心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把个烂摊子收拾起来。中央1961年做出了决定,让核潜艇下马,把大部分人抽调去搞仿制,仿制是第一任务。不过,海军造船技术研究室已经开始先期探索工作,特别是核动力方面,要下马的话基础就要毁于一旦。这样我们就向上面打报告,说同意下马,但希望保留少部分人继续搞技术研究工作,中央同意了。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核潜艇又重新上马。   

原子弹实际上是不可控的连锁反应,一反应就爆炸了。潜艇核动力堆是可控的连锁反应,作为推动舰船的动力,要它发多少能量就发多少能量,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我们就打报告要求恢复核潜艇的研究开发。刚好到1965年“二四协定”的仿制任务也基本完成了,舰船都交给海军了,有条件开展新的工作。而且国家工业也有所发展,中央就批准了我们的报告。我们又重新组建队伍,组织机构,重新上马,叫“09工程”,就是核潜艇工程。我原来在七院一所二室当主任,从事仿制“二四协定”的潜艇工作。为了研发核潜艇,就以我们室为基础,成立七院十九所,作为核潜艇总体研究所,后来叫719所。   

一所二室前身原来在上海,后来苏联专家一撤退,上级要求“厂所结合”,非要把这个室搬到大连,跟大连造船厂靠在一起。于是我们在短短一个月时间,拖儿带女,几百号人就从上海火急搬到了大连。刚好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东北尤其艰苦。我们是1960年9月底到的东北,1960年冬天和1961年春天的时候,粮食不够吃了,旅大市委号召各个机关单位“瓜菜代”。有种植物当地人叫菠萝叶,可以吃的,我们就带了麻袋上山去采菠萝叶,采回来磨成粉,跟高粱米粉、包米粉混在一起,做饼子吃。我们上海人本来粗粮都吃不下,结果还要自己上山采菠萝叶吃,冻得也吃不消,真的是受不了,条件非常艰苦。十九所成立,上级又要求我们搬到葫芦岛,条件很糟糕。建造核潜艇的那个船厂,“一五”开始造了些房子,投入不少钱,后来又下马,这样子三起三落,厂里没有活可干。当时的葫芦岛不像现在是个城市,就是一个渔村,我们去调研的时候,厂子很原始,厂区的沟里面有许多虾蟹,拿个脸盆就能抓一大脸盆。   

核潜艇就在这种条件下开始起步了。当时这里面交大来的人不少,那时候有大批的交大造船专业的毕业生分配到了719所,从1961届一直到1970届,每年都有大量的最好的交大校友分过来。我们从来没有自己设计过潜艇,一下子叫我们设计研究开发核潜艇,而且是毛主席讲的,战略核潜艇,任务之光荣艰巨,可想而知。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时说:“你们中国就不要自己搞核潜艇了,我们苏联搞出来以后一起用。”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后,毛主席发了个狠,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主席说的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我们对核潜艇几乎一无所知,重新上马之后,什么发展方向、发展途径、关键技术等等,都要从头做起。我们向中央建议,先不要搞弹道导弹核潜艇,分两步走,所以我们计划先搞鱼雷核潜艇,第二步再搞弹道导弹核潜艇。   

一开始的工作指导思想,我们那时候叫“两论起家,三个入手”。“两论”是指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毛主席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融会贯通,用通俗的语言写成了《矛盾论》、《实践论》,所以它可以作为所有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最锐利的武器。我这一生当中对“两论”深有体会,从中受益很多。我知道现在大学生对政治课不感兴趣,但我要建议今天的大学生也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就是两论,这非常有用,可以给人们遇到困难时增加智慧,提供思路。三个入手:第一,情报入手;第二,核知识入手;第三,调研入手。就这样大家开始工作了。后面的核潜艇发展相当艰难曲折,刚才讲的生活艰苦还算小事,技术上艰苦奋斗是最大的,不过最后还是搞成功了。   

一波多折的航母发展

第三件事情是航母。现在南海问题是小国欺负大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会谈的时候不是说“大国不能欺负小国,小国也不能欺负大国”吗?现在小国欺负我们都几十年了。过去南海主权问题从来没有异议,都是中国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在南海占了几十个岛礁(其中,越南占了我们二十几个,1988年我们打了一仗,收回了七个岛,里面有永暑礁。),钻了几百个油井,天天都有石油、天然气被他们拿去。这都是中国人的“鲜血”啊!而我们一个油井都没有。这是什么道理!现在全国人民都在齐声呼唤:“航母!一定要有航母!”   

我们原来太落后,建造航母根本不敢提,不能提,不许提,形成了一个航母禁区。1988年南沙一战后,我们收回了几个岛礁,海军司令刘华清在海军内部提出来,我们要研究航母,准备发展航母。所以在国家“八五”计划时期,海军向中央军委提出来,除了核潜艇之外还要发展航母。但是以那时的基础,要搞航母根本就没路子。当时我在七院,是管科研的副院长,也是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成员。我感觉到南沙群岛没有航母不行,它距离海南岛太远了,飞机没个基地是不行的,就是有加油机也不够用,也不安全,有了航母就不一样了。刘华清司令提出要搞航母的时候,刚好国防科工委在搞中长期规划,各部队都要上重大项目。科工委一看不行,大家都要搞,就让科技委员会先做科学研究,看看怎么搞,要多少钱,哪些项目先上。我也是科技委委员,一看机会来了,就提出“航空母舰与舰载机发展的可行性研究”项目。结果科工委领导非常支持,从众多提出的国防研究项目中,这个项目第一个被选上了,我是项目组组长。我组织了海军、航空、电子、船舶、高校等各个方面的领导和专家,几百号人开展可行性论证。论证完了以后,报了上去。海军非常支持,大力宣传,那时候全国人民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支持,小学生都为造航母捐钱。但是到了上面有上面的考虑,一直没有批准下来,只同意先搞预先研究。   

1991年底,苏联政府解体后,我们发现有一个机会,苏联垮台后经济一塌糊涂,到处急需钱,什么都不管了,就卖军事装备。苏联有两艘常规动力航母,六万多吨的,一艘核动力航母,都在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市建造。这个地方那时候还是保密的,地图上找不到。第一条,也就是“库兹涅佐夫号”建成了,交给了苏联海军,成为现在俄罗斯海军唯一一艘航母。第二条就是大家现在知道的“瓦良格号”,正在乌克兰建造,分家以后财产分不清,乌克兰也很穷,穷得不得了。于是我就想到这是个机会,通过尼古拉耶夫造船学院的院长,说我们要去考察“瓦良格号”。我们这边也批准了,任命我为团长。1992年我们去考察的时候,乌克兰老百姓很苦的,把家里什么东西都拿出来,到跳蚤市场上去卖。一考察下来,知道已经完成了65%,结果一直停在那里,已经停了两年多了,没钱造下去,好多设备都放在仓库里。至于那艘在建的核动力航母,美国人使坏,说他们出高价买了,就买航母上面的钢板,乌克兰急着需要钱就开始拆。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在拆航母,看得我真是痛心啊。结果拆完了之后,美国人又说不要了,所以结果乌克兰把核航母拆掉了,钱却没拿到,还是个穷光蛋。   

我们考察回来以后认为真是个好机会,就赶紧写了份报告,充分表达了这个机会的重要性,少花钱,多办事,快办事,航母就可以上了。我们只要完成后面的35%,而且设备都有,我们组装一下,培训人员,就可以用了。报告上去以后,中央军委开会讨论“瓦良格号”的问题,我也被叫去汇报。那时候刘华清已经是军委副主席,结果大部分委员同意,仅有一位不同意,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后来乌克兰还是要卖,澳门有个商人,花了几千万美元,买来了。但是他买的只是个船壳子,里面统统被掏光了。他又跟我们船舶公司联系,帮他把贷款还掉,派人到乌克兰把“瓦良格”拉回来。到了2002年,才定下来修复“瓦良格”的项目,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幸好我们论证后开展的很多预研项目提供了技术储备,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搞航母必定要有舰载机,成都有个611所,沈阳有个601所,当时我领头搞航母论证的时候,航空公司非常积极,601和611所的舰载机的模型都做出来了,而且因为舰载机很有特点,做起来难度很大。最后定了沈飞601所。   

制订国家“八五”计划,各个行业都要提项目,军口民口都在提。航天部提出了个载人飞船,我们提出搞航母。我们这个项目在国防科工委一致通过,放在了第一位,载人飞船也要搞,放在了第二位。最后1992年1月中央决策,把航母先放下来,载人飞船先上。其实在航天技术领域,导弹、卫星在军事上的用途都很多,“北斗”卫星用处就很大,早该搞了,而载人飞船虽然在科学技术上进步意义非常重大,振奋人心意义也非常重大,也是相当伟大的一个项目,但是在军事上的用途说不清,飞一次就完了。周总理生前说过:“我们不搞太空竞赛,要先把地球上的事情办好。”这句话是英明的,你看如今东海,钓鱼岛,南海乱成这个样子。   

勇做海上长城

到明年2013年,母校造船系就要迎来建系70周年,这里我写了一幅祝辞献给造船系。我在这里面写道:   

兹值母校国立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建立七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谨向上海交大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致贺,并寄语学子共勉:   

砥砺意志,开阔胸襟;坚忍磨炼,朴实严谨;自强奉献,服务人民;

品德修养与知识才学齐飞共长,勇当海上干城,誓为继承创新船舶海洋建筑开发而奋斗!

                                              一九四六级校友尤子平于北京

交大造船系可以说是中国造船教育的“老母鸡”,后面起来的学校包括哈尔滨工程大学,许多交大的老师、学生去当了老师,都是骨干。大多数舰船研究单位、造船厂,老的骨干都是交大毕业的;老一辈的交大造船系毕业生都在造船界发挥骨干作用。不过,到了后来就不同了,上海交大出来的人在造船界少了。这里,我有个希望,希望母校的学生不要只想着留在上海,你们到我们国防科研单位来发挥所长;你们也知道现在东海南海的形势非常紧张,我们学造船的首先就要决心捍卫海洋,做海洋干城。   

对现在学造船工程的学生,我有一个想法,不管是搞船舶设计,还是海洋工程,力学是基础,力学又以数学为基础,所以现在要下苦功夫学好数学。现在有一门最新的科学,叫系统工程。过去我们在学校虽然是通才教育,但是还不够,没有系统工程。搞工程并不是只有力学、数学,一定要可靠性、可用性、经济性、安全性都要学,每门都是学问。一定要掌握系统工程知识,实际上那些力学公式、造船原理公式真正应用的很少。而工程技术和管理技术融合在一起的科学知识非常欠缺,只有局部观点没有整体观点,是我们搞工程的大忌。我们很多建筑只求大,飞机场、火车站,大大大,进出都走得吃不消。到了冬天暖气不暖,到了夏天空调不凉,能量消耗不得了,为什么?没有系统工程。从发展来讲,宏观也好,微观也好,都要讲究系统工程,才能少花钱多办事,事半功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充实这方面的课程。   

我们以前的老师都是兼课的,跟工程界、实业界有很多的联系,不仅教理论,还教很多实践知识,理论和实践结合。现在的老师水平是很高的,老师教书本知识,打基础,很重要。但是很多老师欠缺一些工程实践知识,这个要加强。专聘老师可能学校有困难,但是聘请一些工程界的老师来兼兼课。这样培养工程师才是全面的。美国核海军的祖师爷,叫乔治•理科弗,美国的核潜艇、核航母、核驱逐舰、核电站都是他搞的。他82岁退休,访问中国。我记得他和我讲了一句话,说:你不要去听科学家的话,要听工程师的话。对此,我也有着深深的体会。我们现在国内,出了很多科学家,大科学家说什么人家就信,结果花了很多钱。工程师从实际出发,搞出来就能用,搞武器能打仗,搞产品能赚钱。学工科出来要学以致用。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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